在武汉工作了95天后，4月26日下午，郑瑞强登上了回家的列车。医院副院长、重症医学科主任，也是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。4月15日，最后一支援鄂医疗队撤离后，包括郑瑞强在内的一支20人专家督导组继续留守武汉，指导重症救治。包括郑瑞强在内，8位国内重症领域的顶尖专家被网友称为“重症八仙”，其中5位进入了专家督导组。有媒体因此表示，医院都把“最硬的磷”留在了武汉。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、主任医师齐栩也留了下来。4月11日，本以为即将随队离汉的齐栩，连行李都已打包完毕邮寄回家，但来自卫健委的通知让他留了下来。4月26日，郑瑞强（右一）、齐栩（右五）和医护人员合影留念。新京报记者汤文昕摄作为专家督导组成员，4月15日后，郑瑞强、齐栩等人主要负责武汉重症患者的救治，包括会诊、巡诊、疑难危重和死亡病例讨论。4月24日，武汉市重症、危重症患者清零，那之后，专家督导组成员陆续离汉。郑瑞强至今记得1月23日初到武汉时的装备——一个电脑包、一个20英寸的行李箱。离开时，他的身边多了一个24英寸的大箱子，除了亲友同事陆续寄来的衣服、一线“战友”们送上的鸭脖，医院颁发的证书、奖章。齐栩记得，自己刚来的那天武汉刚刚下了一场大雪。从机场出来，路上静悄悄的，除了医疗队的大巴，再也看不到其他的车辆。如今，武汉的道路恢复了往日的活力，堵车也成了令人开心的事。常规化重症诊疗，争取“一人一策”新京报：4月15日，最后一支援鄂医疗队——医院医疗队撤离武汉。但包括你们二人在内的20位“顶配”专家仍然留守。这20位专家是怎么选出来的？为什么要让你们留下？郑瑞强：医院医疗队撤离前，留守专家的名单就已经出来了。20位专家中，有8人是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，5人是医院的医护人员，此外还有7人是医院的医护。这些专家大部分属于重症医学领域的，也有感染科和急诊科的人。我们留下是因为还有一批危重症病人仍需治疗。齐栩：我是江苏省医疗队的，之前支医院，后来又医院。4月11日，医院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清零，我们也准备行李收拾好寄回家了。结果到了中午，我接到了队长电话，接到国家卫健委通知，需要我留下来组建国家专家督导组，我没有任何犹豫就留下了。我想，这是对我们这一段时间工作的肯定吧。新京报：4月15日以来，你们在武汉做了哪些工作？郑瑞强：我们20人被分成了4个小组，其中3个小组主要救治ICU的危重症病人。这些危重症病人的核酸检测基本都转阴了，不是新冠肺炎的问题。但他们的基础疾病和并发症比较多，多个器官功能不全，需要继续在ICU抢救或进行器官功能支持。我所在的小组，是由医院副院长邱海波带队，进驻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医院西院。这些病人的病情每天都有变化，或大或小、或好或坏。所以我们每天都要查房、讨论这些变化，相应地调整治疗方案。这已经不是新冠肺炎的问题了，而是医生常态化的工作。“重症八仙”之一，医院副院长、重症医学科主任郑瑞强。新京报记者汤文昕摄齐栩：4月15日，医院副院长童朝晖带队的小组医院东院区（下称“医院”）。作为国家专家督导组成员，我们会对武汉危重症病人巡查、会诊，会针对每一位病人制定个性化的诊疗方案，争取做到“一人一策”。在医院，我遇到了一名之前救治过的患者。她已经60多岁了，2医院接受治疗，4月初我们在医院为她做了手术。当时，她的食管和气管间有个“瘘口”，吃下去的食物会涌到肺里，会反复引起肺部感染，最终导致死亡，我们采用了食管支架，堵住瘘口。到医院后，我看到这名患者就意识到要检查她食管支架的位置。果然，支架发生了下移，我们把它往上提了一厘米，调整抗生素，同时加强营养支持和呼吸康复训练。现在这名患者核酸已经转阴了，只有晚上需要间断性地使用呼吸机，她是很有希望脱机治愈出院的。新京报：第4组专家主要负责哪些工作呢？郑瑞强：第4组专家是由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带队，组成人员是感染科医生。他们在武汉医院、医院，主要负责“长阳性”病人的判断和治疗。“长阳性”是一个新提出来的概念，指那些核酸检测结果长时间呈阳性的人。这些患者大部分已经没有任何新冠肺炎症状或影像学表现了，只是核酸阳性。按照传染病学原理，如果他们体内是新冠病毒死病毒或者病毒片段，这样的病人就没有传染性；如果他们体内是活病毒，那他们就是新冠病毒携带者。现在，对于他们体内到底是活病毒、死病毒还是病毒片段，仍然没有定论。齐栩：一般来说，我们把连续三周核酸检测阳性的患者称为“长阳性”患者。首次确认感染三周后，患者的传染性就很小了。现在，这些患者体内的病毒片段被拿去做了病毒培养，看到底是不是活病毒，结果还没出来。帮年轻医生消除恐惧新京报：作为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，整个疫情期间，你工作的一医院巡查。巡查过程中，你发现、解决过哪些问题？郑瑞强：因为新冠肺炎会导致呼吸衰竭，所以我们的治疗方式主要是呼吸支持治疗。疫情早期，很多医护人员不敢给病人插管，毕竟这是传染病，之前大家也没接触过。而且有些医生之前不是重症或呼吸科的，不知道怎么插管，这就导致部分医生在呼吸治疗方面不太规范，应该插管的病人没有及时插管。对于这种情况，我们巡查时就要督促大家，尽量做到“应插必插”。为了帮他们克服恐惧心理，也会主动帮他们插管、给他们做示范。2月初的一天，武汉下着大雪，我和邱海波副院长、钟鸣教授（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）到华中科技大学同医院光谷院区巡查时发现，这个院区接收新冠病人不久，还没有为病人进行过插管治疗。但有的患者已经出现了呼吸窘迫的症状，这是新冠肺炎病人很重要的临床表现。我们当时判断，这名病人情况严重，需要马上插管，所以就由邱副院长指挥、钟教授麻醉、我来操作。这种示范主要是帮大家克服畏惧心理。完成后我们对医护人员讲，你看，只要做好防护是可以插管的，我们这样操作是安全的，你们以后也可以这样操作。新京报：所以专家组成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示范作用？郑瑞强：医院有个年轻医生跟我说，对于你们这些专家来讲，重要的不是你们做了多少事情，而是你们告诉别的医生，在有效防护下，插管之类的操作是安全的，病人经过努力是可能治好的。“非典”时我也是一线医生。我认为在这样的疫情下，不论是作为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，还是作为高年资医生，我们都可以给年轻医生做表率，给他们信心，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。新京报：此外，专家组成员还要进行哪些工作？齐栩：到了4月15日后的这10天，专家组成员其实就是起到了整体把关的作用，会考虑主治医师提出的治疗方案是否合理，一些他们没想到的东西，也要帮他们想到。比如巡查过程中，我们发现有些医生使用抗生素的数量比较多，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情况，减少抗生素的使用，甚至停用。再有就是，医院会把病人安排得比较分散，这个病区有两三名机械通气的病人，另一个病区有四五名机械通气的病人。但气道管理需要专业人士，比如呼吸科和重症科的医护人员，如果病人分散在不同病区，医护人员势必也会分散，不方便集中管理。医院把这些机械通气的病人集中到一起，方便集中资源、集中救治。与此同时，我们把病人的管理分成几组，每组实行组长负责制，每位病人有具体的医生管理。这样就是真正的责任到人、细化到人，就能更加全面、仔细地了解患者的病情。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、主任医师齐栩。新京报记者汤文昕摄前期积累经验，后期运用经验新京报：疫情期间，你牵头编写了一份《重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呼吸治疗流程专家建议》（下称《专家建议》），当时是什么情况？郑瑞强：新冠肺炎刚出现时，我们对它还没有很深刻的认识，不同医疗队治疗的理念和方法也不同。就拿呼吸支持治疗来说，什么情况下做呼吸支持治疗、治疗期间观察哪些指标、哪些指标变化说明治疗有效、哪些指标变化说明需要调整治疗方案，大家的想法可能都不太一样，一些医生对插管也存在一些顾虑。作为重症科医生，我对插管、呼吸机、ECMO这些操作都很熟悉。所以在邱海波副院长等专家的指导下，我牵头写了《专家建议》，希望规范不同医疗队、医院的治疗手段。《专家建议》是我们根据自己在一线的救治情况写的，融合了大家在武汉的经验、教训。比如以前遇到呼吸窘迫的病人，俯卧位机械通气是有效的，但是新冠肺炎病人应用俯卧位机械通气的效果特别好，人体的机能可以得到明显改善，所以我们建议尽量多用俯卧位机械通气。这份《专家建议》的流程可能并不完美，也不是强求大家一定要这样做。大家在做的过程中如果发现了问题，我们还可以及时调整。新京报：疫情前期的治疗经验，还有哪些被运用到了后期的治疗过程中？郑瑞强：比如疫情早期武汉很冷，病人被子盖得很厚，医生有时看不出来病人是不是呼吸困难了。这时医生就不能只盯着吸氧的氧气饱和度了，因为氧气饱和度是好的，但病人呼吸频率如果没有明显下降，这说明病人依然存在呼吸困难。之前就发生过这样的事，病人上午还好好的，氧气饱和度还是好的，你还在跟他讲话，下午人就没了。所以后来在遇到这种情况，医生就要观察病人的呼吸频率，要到病床边掀开被子，看一下是不是出现了呼吸窘迫。如果呼吸频率很快或出现了呼吸窘迫，就要考虑插管。其实对于重症新冠肺炎病人来说，很少有突然发生的病情变化，大部分都是突然发现的病情变化。此前可能已经有很多蛛丝马迹表明病情是在变化的，只是医生没有注意到。新京报记者李桂实习生曹一凡编辑滑璇校对贾宁
转载请注明：http://www.0431gb208.com/sjszyzl/6064.html
